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任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刺史时的住所，因为他的一首《陋室铭》而广为人知。最近，和县计划斥资数千万元，将已显陈旧的陋室整体扩容改造，打造成全新的“陋室园”（9月8日《新安晚报》）。
　　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刘禹锡的佳句脍炙人口，虽然通篇写“陋”，却又处处显出不陋，原因在于，在诗人眼中，道德文化的富足要远胜于物质条件的优越。因此，才会有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这样的点睛之笔。陋室之所以名满天下，不仅因为条件简陋，更因为主人情调的淡泊高雅。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重金打造“陋室园”的消息令人吃惊。对于这样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做法，窃以为难逃两方面的质疑：
　　其一是合理性。刘禹锡的住所本是仅容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，改造后集亭台楼阁于一身、占地逾百亩的园林建筑，是否还能冠冕堂皇地以“陋室”命名？实际上，如此本末倒置、面目全非的做法比比皆是。伴随着经济发展大潮的风起云涌，很多历史人物被争相翻出故纸堆，稍加包装就打着文化的旗号推到“振兴地方经济”的前台，“陋室”变“豪宅”不失为最新的例证。只是，如此一心想要借助文化“起跳”的工程，能否最终实现“弘扬传统文化”的口号？换句话说，那些颠覆了历史本来面目的“古迹”，除了制造一时轰动之外，能否达到预期的经济收益？
　　其二是合法性。作为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二三亿元的小县，投入数千万元改造一间“陋室”的消息已令人吃惊，而这，还只是“将启动大规模建设”的一部分。难以想象，全部完成这些工程需要多大的投入？如此巨大的政府投资，究竟动用了多少预算内资金，又有多少来源于预算外资金？这些预算内资金的本来用途是什么，变更用途是否经过了人大的审批？那些预算外资金又为什么没有用于解决更为迫切的民生问题，而是画蛇添足地为“陋室”建“配套设施”？难道在当地决策者眼中，改造“陋室”竟然比改善民生更迫切更重要？
　　与纯粹的商业开发不同，在“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”的过程中，政府投资行为不仅面临着文化的评判，同时必然面对公共财政的考问。商业开发失败，大不了改换门庭，而政府投资的失败，则要以牺牲本地民众的福祉为代价，委实是一项不容失败的工程。然而现实情况是，不容失败的工程时常以失败告终，除却文化层面的批评之外，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始作俑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。正因如此，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决策者前赴后继地介入这样的“赌局”——不管经济大戏能否唱好，先打着文化的旗号把台子搭起来再说。唱好了，领导面子生光；唱不好，权当交了“学费”。所谓传统文化、历史人物，只是搭建台子的原材料，其实际形象与自身价值显然并不重要。
　　斯人已矣、陋室不复，原本超然物外的陋室，却成了旨在招财进宝的招牌。面对如此豪宅，借用刘禹锡援引孔夫子的话反问一声——到底何陋之有？